日期：1957-8-7 作者：夏群
夏群四川的反右派斗争深入展开以后，民盟四川省委和民盟成都市委联合扩大座谈会昀近十天来的反右派斗争捷报频传，人们愈来愈明显的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四川民盟成了右派分子的温床。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风浪中，除了以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陆为首，加上他的“哼哈二将”——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和民盟四川省委秘书处主任张松涛，在前民盟四川负责人张志和、范朴齐的积极配合下，指挥着一批大小喽啰，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外；先后来四川“视察”的民盟中央的右派罗隆基、刘主立明、费孝通也在这里作了不少“呼风唤雨，推涛作澜”的工作。
为了扩充队伍，增强右派力量，潘大逵贯彻章罗联盟发展组织的错误路线是不遗余力的。潘大逵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民主党派的作用不同了，民盟要起作用就要有力量，要有力量就要大发展。潘大逵的大发展路线，和上海民盟大发展的“向名牌进攻”和“向落后开门”的两个重点是不谋而合的。罗隆基去年十二月来成都时指示四川民盟争取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以树立盟的威信；潘大逵就向右派分子张松涛谈到要争取陈筑山、高兴亚、张洪沅、黄宪章、陈志潜、吴均文、魏时珍等人。其中的魏时珍，解放前是青年党的中央委员、青年党四川省主任委员，解放后曾判刑劳改，后来假释管制使用，对共产党一直是不满的。对于这样一个人，罗隆基和潘大逵却十分赏识。潘大逵不顾四川大学全体盟员的反对，就要直接拉魏时珍入盟，还向组织部的干部说:“罗隆基就主张发展这种人，一定要发展”，说“魏时珍这种人不仅在四川有代表性，而且在全国都有代表性，他入盟很能代表我们的意见”。为什么罗隆基和潘大陆都这么看重魏时珍?这是因为解放前反动的青年党在四川教育界有不少的党徒，特别在成都的旧知识分子中有基础。罗隆基和潘大逵是企图通过魏时珍获得他们反动行为的支持着，而青年党也可“借尸还魂”，这就是罗隆基和潘大逵的政治阴谋之一。此外，潘大陆不经过组织手续，还直接拉了一个十分反动的右派分子穆济波入盟，潘大陆拉他入盟后，就给这位自封为“古典文学家”、“诗人”的穆济波撑腰，由穆济波出面组织了所谓“百花诗社”。这个百花诗社有一条耐人寻味的宗旨，就是“要团结一切党还没有团结的知识分子”。究竟团结什么人?就是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历史不清的人以及对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不满的人。穆济被还公开宣称“百花诗社是民盟的外围组织”。他承认搞百花诗社的目的在于把知识分子号召起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这个百花诗社的成员分布在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和成都，是全国性的组织，如果不是潘大陆的支持，穆济波是搞不起来的。
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潘大逵除了极力从言论上支持章罗联盟的主张外，也积极从行动上加以贯彻。潘大陆指示他的“哼哈二将”说高等学校要撤销党委制了，民盟要做好准备工作，要研究一些问题；还说这个问题才提出来，研究时要让基层打消顾虑。潘大逵野心勃勃的一再说:“至于党委制如何取消、教授如何治校等问题，可以在基层研究一个初步方案”。还说“盟基层可以先研究这个问题，不必和党委商量”。潘大陆派赵一明去雅安时，言对张松涛说，“派赵一明去雅安摸一摸民主党派如何参加施工设计和大鸣大放的问题”，并要求张松涛也在成都找几个高等学校研究一下体制问题和参加“设计”、“施工”的问题，提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在鸣放问题上，潘大陆布置右派分子们不要有所限制，强调什么都可以放，他认为罗隆基的发言和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他向右派分子们指示的鸣放内容是:有职无权、盟的独立自主、三反、五反、肃反、知识分子的安排、学校党委制等问题。就这样，赵一明、张松涛在雅安、在四川财经学院点起火来，其猖獗程度大有挤垮党委，由民盟取而代之之势。他们这哼哈二将还借用传达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精神的机会，分别向县、市基层组织负责人面授机宜，播下火种，当党开始整风的时候，在全省范围内向党展开了总攻击!
右派分子之所以能够掌握四川民盟的领导大权，把四川民盟作为发展个人政治野心的温床，是有着历史渊源的。解放前领导四川盟务的除潘大逵之外，还有罗隆基右派小集团中的骨干分子范朴齐和张志和。这是两个具有历史根源的反对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中间路线”分子，他们在解放后倒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足为怪的。这两个右派分子和罗隆基、潘大逵有着共同的语言，对四川民盟的政治方向起了恶劣的影响。解放后他们极力排斥和打击楚图南、田一平、肖华清等盟内的进步势力。对于民主党派的地位，范朴齐也在四川盟内说过和罗隆基、潘大逵一样的话:“今后民盟要独立自主，就要多拉群众，争取选票。”说“民主党派过去显不出作用，就是因为党委不放手，今后再不放手就不行了。”范朴齐还向张松涛说:“胡风显然是搞错了”，恶意的说，把胡风当成反革命分子，是因为胡风写的文章“不符合党的意图”，认为“今后的文章更难做了”。张志和也曾经向四川盟内的右派散播“四川的党和盟对我们都是另一种看法，今天盟的工作，我们这些人是无法做的，只有忍耐一时，将来有机会再说。”张志和在1953年1月给张松涛一封长达五千字的信中对盟务就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信上说:“党应与民主党派分工合作，党担任工农、盟担任知识分子”。似乎党只能领导工农，不能领导知识分子，要和党划定范围，分庭抗礼。
解放前张志和、范朴齐等人领导四川盟务的时候，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发生了重大的错误。解放后四川的盟组织进行一次整理，这本来是十分必要而正确的；但张志和、范朴齐、张松涛等人却坚决反对，怕把他们的“政治资本”整掉了，没有向党进攻的本钱了，一再企图翻案。看看他们的“政治资本”的内容，就不难揭穿他们的面目:他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大肆发展袍哥、土匪、特务，除了张志和1949年在西康发展了一支袍哥武装外，在川西十五个县的六百六十八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恶霸、特务，其中有组织八个县暴乱的大土匪，有奸污妇女七十余人的大恶霸，有一贯道头子，有大烟贩，其中有的还成了地方盟组织的负责人。1951年盟组织经过整理，把这一批混进盟内的土匪、特务、地主等坏分子清洗出去，有什么不好呢?他们反对清洗这些人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他们这一伙人要把四川民盟拖向什么样的道路是不难想见的。
去年以来，罗隆基、刘王立明、费孝通等来四川“助一臂之力”之后，四川民盟就更加黑云乱翻了。罗隆基去年十二月来成都时，在范朴齐家里召集范朴齐、潘大逵、马哲民、张松涛等人聚会。罗隆基在问他的亲信们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时候，对于匈牙利事件，他幸灾乐祸的说:“自从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整的很被动”。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却备加赞扬，说:“美国1956年的外交政策恨灵活，例如美国在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匈牙利内政，英法侵略埃及时，美国并未出面，而苏联却声明要出兵……”。谈到国内形势，罗隆基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罗隆基指出四川是民盟的发祥地，基础很好，但过去发展组织太保守，他要求潘大逵搞起来，要求在座的人帮支持潘大逵搞起来。罗隆基还谈到他过去和章伯钧有过意见，但现在已经比较一致了。他说北京总部的事情有他和章伯钧负责，关于发展组织的问题两人已经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认为发展组织要找得力的人，对发展组织有障碍的地方，要尽可能安插自己的人，还要求民盟帮知识分子说人家不敢说的话。为了使说话有内容，罗隆基还指示大家应通过座谈会、个别谈话 、视察工作等方式来收集材料。罗隆基还说发展组织的对象不要怕落后，只要有公民权，有代表性，都可以发展。
在为罗隆基的右派小集团招兵买马、积累政治资本的工作上，刘王立明去年12月在成都的活动可算为其他右派分子“树立了榜样”。刘王立明去年11月底一到成都，就忙着找到刑满释放出狱的反革命分子岳宝琪等人积极拉拢一批社会渣滓，不通过有关部门的同意，就非法成立了“全国妇女节制会成都分会”。该会领导骨干的成分十分复杂，在理事会的十九个成员中，反革命分子或反动地主被判处过徒刑释放不久的或反革命家属等就占了十六人；该会在刘王立明来成都发起的几天内，就发展了一百四十七名会员，会员中的政治情况也极其复杂，几乎把成都妇女界中的渣滓网罗殆尽。她们发展会员的范围，一种是解放前有反动关系的妇女；一种是解放后在劳改期中的所谓“患难朋友”；一种是被他们用什么“妇女节制会是国际性的组织”、“入了会可以上北京，可以出国”等花言巧语骗进去的。为什么说全国妇女节制会成都分会的成立是不合法的呢?刘玉立明在11月底到成都后不与任何部门联系，偷偷摸摸的凑拢一批人，在12月9日就召开了成立大会，一直到今年1月才到成都市民政局申请登记，当时民政局根据社团登记条例，认为该会既无经费，又没有妇联的领导，而且领导成员的政治历史情况极其复杂，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的精神不符合，不予批准登记。刘王立明在该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曾经别有用心的说:“只要不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节制会争取和联络的对象”。她还要求出家学习外文，说是将来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来往。刘王立明在成都召集的一次女盟员座谈会上，也散播和上海右派分子陈仁炳主张“算旧帐”一类的谬论，刘王立明公开说:“几年来，很多同志受了委屈，现在这些事情都可以弄清楚了”。凡此种种，可见刘王立明来成都是打起视察工作的招牌，实际是阴谋扩大反党集团的队伍，寻找政治资本。
费孝通去年来成都干了些什么?成都工学院副教务长康振黄给他总结了三点:第一，用甜言蜜语的捧的方式，用专家的面目来迷惑了一些知识分子，骗取了知识分子对他的信任；第二，用轻蔑否定的口吻散布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万问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第三，利用民盟组织抓了些人替他壮大向党显示威风和施加压力的声气。
不错，费孝通是打着“视察盟务”的招牌，到四川来点火的。费孝通在成都的几次座谈会上，别有用心的一再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才了解知识分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谈起来就容易通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容易互相了解，容易彼此知心”。还用挑拨的语气说:“知识分子昀关心的是他们的知识如何被人估价，是否被人赏识和尊重，这对知识分子说来，是比什么都重要的问题，如果对一个知识分子估计不足，承认不足，那是昀受不了的”。费孝通还说根据他的了解，很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很有意见的，原因就是领导上没有给知识分子的知识以应有的估价。有些学校给教师评定等级只从政治表现上看，认为各项政治运动中积极，对领导百依百顺，肯听话的人就是积极分子，领导上对这些人评价就高；其实领导上并不真正认识知识分子的知识，也没有给予应有的估价和尊重。费孝通介绍如何“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办法，用心也是非常险恶的。他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有人不明确如何共存和监督，前不久我们在北京的一件事情就具体说明民盟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医学教育会议后，民盟有些代表到盟总部反映这次会议开得不好，总部很快就把意见通知了卫生部和教育部，结果原来开的会不算数，决定重开，因为民盟有专家和内行。
费孝通在成都几个大学召开的座谈会上，要大家把一切问题和意见都谈出来，他表示可以帮助解决。在成都工学院的座谈会上，教师们谈到高教部对西南的学校照顾平够，人力物力的配备都差，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时间还没有完全保证，并希望有个较安静的阅读环境和多一些图书杂志。费孝通当时表示很关心这些要求，对高教部不重视西南的学校愤愤不平，以后在民盟的座谈会上，费孝通又大谈西南学术界的人才几年来被埋没了。费孝通还讥笑有些高等学校按照高教部的指示办事为“奉公守法”，并挑拨说:“高教部要我们民族学院订什么科学研究规划，我一个电话就给他顶了回去，我说可以不搞，结果也就不搞了”。费孝通的这番话起什么作用，不言可知。
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里，提到“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心愿:一间房，两本书。意思是要静静的做功课”。康振黄教授认为费孝通这样的写法是恶劣的，第一，照费孝通写来，好像我们的高等学校是办得坏得不得了，连一间房子两本书都没有，这是一种污蔑；第二，座谈会是去年暑天的事，费孝通发表文章是今年三月的事，这中间，成都工学院的基建情况和图书情况费孝通了解过没有?知不知道我们的科学研究大楼正在兴建?知不知道我们的图书杂志比去年多了几倍?老拿一些似乎永远不变的情况来到处渲染、叫嚣，意图何在?康振黄还谈到自己在北京民盟总部有一次会上的发言片面和偏激一些，费孝通不但当场赞扬了他，而且在今年五月还特别给他写信，要他把这次发言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可见其拉拢人、联络人向党进攻的每一个机会也不放过。费孝通在四川医学院的座谈会上也曾狂妄的拍胸膛说“我费孝通来四川主要是解决问题，否则我没有脸再来四川”。同时费孝通还批评西南的同志是“奉公守法，向风而起”，说西南的同志是“木头人”，“不会动脑筋”，以此鼓励和煽动对党的领导不满。
目前，四川民盟的反右派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广大正直的盟员积极的投入斗争，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也一个个越来越狰狞的暴露出来。他们不容许右派野心分子把四川民盟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他们决心和盟内一切右派分子斗争到底，让有着光荣传统的四川民盟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
来源：《文汇报》1957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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